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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可以共用于个人和团体。
（5）法官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参与公开辩论的权利，但要受到司法职能的限制。(三)在接受采访时，不发表有损司法公正的言论，不对正在审理中的案件和有关当事人进行评论，不披露在工作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其他非公开信息。
我国《法官行为规范（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6日修订后发布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法官行为规范》）第8条也规定了法官言论的相关义务，加强修养。此后法官不能对判决进行解释、辩护、评论，甚至不能澄清批评者觉得含糊其辞的疑点[56] 当法官或其判决受到无端的批评和指责时，法官也有必要忍受，保持沉默。第三，法官是否可以对判决进行解释和辩护？这在我国相关文件中没有规定。[73] 吉·加尼维：《法国对于法官职业道德的理解》，载怀效锋编：《法官行为与职业伦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在考虑是否应当参与的时候应铭记在心的包括以下几点：（1）法官应避免卷入政治争端……。
而法官的职责在于独立思考和判断，言论要多说，也只在判词中对判断理由进行充分论证。加拿大司法委员会的《法官行为评论》中说法官总是试图在判决做出后对它加以辩解或解释。其推论公式为：M法律要件有P法律效果（大前提），S与M法律要件类似（小前提），故S亦有P法律效果（结论），苟非透过此项推论，无法获致结论。
至此可以看到，类推确实不足以像涵摄关系那样保障演绎推理结论的唯一性、准确性，但法律推理过程中规范与事实间存在的又确实恰恰是、并且只能是这种关系。根据拉伦兹，涵摄关系的确立要求在待判断的案件事实之中，立法之法所设定的全部要素应全部出现，严格说来是立法概念的全部要素在特定客体上全部重现时，客体方能被涵摄于概念之下。从理论上讲，所谓类比推理，指的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大体是，一个规则适用于甲案件。当然，更多的时候，论者从较为狭义的另一种思路进行界定，即把法律推理当作司法决策过程中的一个与法律发现等相并称的环节。
二、规范－事实关系的实质是类推（generalization） 诚如前述，在法律的领域，往往不存在可以严格涵摄事实（哪怕是赋予意义的事实）的规范，因为事实、尤其是作为物自体意义上的事实几乎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非典型之处。如果没有这种法律推理，或者说如果在判决作出的最后一部不运用法律推理，则所谓法治就必定会成为一句空谈。
这意味着，作为法律推理两个前提的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类推、而非涵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论者的如下判断，在司法过程中坚守法律推理是现代法治的特征 [2]（第477页）。其实，如果将法律推理仅仅限定在与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相并列的一种法律方法这个意义上，也即如果将法律推理仅仅界定为得出判决结论之最后一逻辑环节中所运用的法律方法、而不是对其作如上宽泛角度的理解，那么，所谓法律推理实际上就只有一种：即演绎推理。可以看到，该论的实质其实并不是禁止在刑法以及公法领域禁止类推，而是禁止在刑法领域通过类比推理的方式适用法律。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并没有得出判决结论，而仅仅为判决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其中一个前提条件而已。那么，在司法领域如何保证立法者给定的法律得到落实呢？这从根本上必须落脚到此处讲的以形式逻辑为其结构形式的法律推理。……可以说，正因为在以类为中介对两个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时几乎主要取决于考察者选定的角度、切入点，因而一方面，在面对具体经验的时候我们几乎总是可以进行类推。因此可以说，演绎推理为实现法治提供了方法的保障。
但由于概念的本质即抽象因而要将类型精确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描述只能够尽量靠近类型，它无法对最细微的细节加以掌握，再加上案件事实与规范本就属于不同范畴，这使得另一方面，事实与规范联结的方法只可能是类推。而两个对象之间类推关系的确认，则内在地需要判断者的主观介入：他（或她）必须选定一定的角度，他必须确定多少个怎样的层面相同就足以作出判断。
那么，为什么规范与事实之间不可能存在严格的涵摄关系？ 这主要是因为规范由概念组成，而概念只能存在于人的理念世界，我们经验到的只是其载体，我们不可能经验到概念本身，而只能通过思维去把握。这种观点的问题主要有二：首先，它混淆了类推与类比推理。
推理过程的空洞性、大小前提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了演绎推理不可能是法律适用的核心技术，从而逻辑涵摄无力担当法律适用技术范式的重任。申言之，一如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在司法过程中肯定也会出现，但就前文构建的法律方法系统而言，它并不具有与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等相并称的地位，因而亦无法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方法而存在。对于两个对象之间涵摄关系的确认，对于判断者而言几乎没有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判断本身首先当然总是具有主观性。台湾地区学者多将之混为一谈，以为系属一事。相对应地，在确定A、B的类推关系时，则可以不必考究其定义，或者即便进行定义也不必一定要按照逻辑学的理路进行，而只要你可以分别对它们进行适度的描述就足以作为两者间是否存在类推关系的证据。是个特别成熟、理性并已经完全以自己所得作为自己支出的人，因而可以与成年人同类（完全行为能力人）。
很显然，在经验中，由于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也就是说，各个具体事物之间几乎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因此几乎不可能存在一种可以严格涵摄物B的物A。即便它说的确实是禁止在刑法领域内进行类推，其次，它也板子打错了地方，因为类推要确定的并不是最后的结论，而是通过类推来决定一个刑法规范（或其他什么规范）能否较为恰切地适用于当下案件事实，也就是说，类推要解决的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此，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进行应对： 一是内容上的要求。已知B在主要方面也具有a、b、c属性 结论：B属于A（类）范畴 类比推理的模型则是： 已知A与B在a、b、c等主要方面相通。
也就是说，演绎推理只是加强审判结论可接受性的包装而已。在这种制度下，法官受理案件，要将本案事实与以前类似案件的事实加以比较（区别），从这些事实中归纳出一个比较抽象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①]。
相反，如果大前提保持不变，但把小前提替换为数字m大于3，那么，结论也将不再成立。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杨仁寿曾这样界分二者，类推适用系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之一，与类推解释系属狭义的法律解释之一种，仅在文义之可能范围内阐释法律之涵义者，截然有别。坚持认为归纳推理亦属法律推理之一种的论者认为，这种推理形式的典型是判例法制度。逻辑常识表明，演绎推理成立的前提是它的大前提能够涵摄小前提。
其中，属是被定义项的上位概念，种差则是它所具有的特质。进而言之，此处或许还有必要涉及刑法（学）领域的所谓禁止类推（或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问题。
结语：想起了唐僧 总之，司法过程中的类推绝不是什么洪水猛兽，或者即便它真的是洪水猛兽，也是圣僧唐玄奘西天取经必由之路上的妖魔鬼怪：它固可能作乱，但无可避免因而必须面对并正面迎敌——更重要的或许是，每一次对其所可能带来的惑、祸之克服，都愈发加强了唐僧取经的信念，也再一次证成了其作为取经唯一候选人资格的合法性。在本文中，采取的也是这后一种思路，大体上对法律推理作这样的界定：所谓法律推理即法官根据规范与事实进行推理得出结论的过程。
有论者在谈及如何提升类比推理这样一种或然性推理的可靠程度时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类比推理结论的可靠程度：第一，尽可能增多前提中确认的共同属性。这段文字描述的虽是一个归纳推理的过程，但实际上此处的归纳推理解决的是法律发现的问题。
第二，尽可能比较的是两个前提之本质属性。而类型的归属则并不需要描述类型的各种因素都一一、并严格对应地出现，其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关节点在数量及强度上的结合程度[9]（第100页）。我们不妨用如下模型来分别描说二者： 类推的模型是： 已知A具有a、b、c、d等属性。因此，所谓法律推理实际上意味着：当下案件事实与审判规范之间是否在主要方面相通、以至于可以归类到后者所指称的某类事物之中。
是个成绩特别优秀的少年，因而可以与另一个性别为男的少年同类（好学生）。现在该是走出这两个误区的时候了。
另外，学界在分析法律推理时往往还提及所谓的实质推理。因此，重要的或许不是好高骛远式的因噎废食，而是正视、并尝试缓解类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可以看到，经验中的案件几乎都带有这样或那样的非典型性，因为犯罪分子不会依法犯罪[②]，这时法官往往只能抓住案件的主要方面进而判定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涵摄关系。可以说，立法者的任务是对类型加以描述。